李開復博士,創新工場董事長,2009年9月在中國北京創立創新工場。早年曾在蘋果公司服務,1998-2005年在微軟公司工作,后擔任微軟Global副總裁,并創立微軟中國研究院(后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)。在創立創新工場之前,他在谷歌公司擔任Global副總裁兼大中華區總裁。
創新工場專注中早期互聯網投資,幫助中國年輕創業者打造World-class企業。成立以來,在初期已成功募集資金規模為3.27億元的人民幣基金和資金規模為1.8億美元的美元基金。目前,美元基金已完成募集,募集金額為2.78億美元。
李開復作為一名投資專家,他和創新工場一直保持著對互聯網產品的敏銳度。當他發現阿里巴巴集團打造的釘釘這款軟件時,給予了很高的評價,他認為釘釘有很多原創功能,“不像中國人做出來的產品?!?/span>
李開復對創業團隊的效率非??粗?。4月6日,他在創新工場接受采訪,詳談了他對團隊效率的理解,并認為釘釘是一款可以提升創業團隊效率、幫助他們成長的工具。
創業者專注很重要
問:創業企業如何提升效率?
李開復:創業企業要學會專注,一個聰明的創業者點子特別多,如果什么都試的話,什么都做不成。創業企業的劣勢是資源少,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。如果貪得無厭,什么都想做,產品、技術、市場都要做,那是做不來的。
其實任何事情都有這樣的先后自然順序,比如產品類公司,應該專注于產品設計、用戶體驗及迭代上面,不用花太多時間去想市場,這方面屬于工作類型的專注。
做一個產品,有可能有三到五個點子,要想清楚哪一個點子能扎得非常深,來確定哪方面是用戶的強需求。所以創業者要管理自己的時間,讓自己專注。隨著團隊稍微大一點,到10人左右的規模,一個公司的負責人要特別留意自己的言行。因為作為公司的帶領人,有時候不經意的一句話,就會導致團隊把它當作一個命令,甚至因此導致方向的轉移。
要確保團隊了解重要的目標是什么,然后集中精力去做,這樣精力才不會分散。這樣的專注是非常重要的。
問:中美創業企業效率有什么區別?
李開復:中國創業者的特色是對成功的渴望特別強烈,因此工作勤奮,這方面是超過美創業者的。
我曾經帶領中國創業團隊去美考察,他們贊賞美創業者的創意,但很驚詫他們能那么早下班,晚上七八點就回家。
另外有一些傳統型的創業者,中美都有,中國偏多,在大公司工作,被一些非核心指標束縛,比如每天工作多少小時,能拉到多少用戶的瀏覽,PV(頁面瀏覽量)有多少。這些其實都是一些表層的、虛榮的指標。
一個真正有效的創業者,應該分清楚工作的過程和結果。比如電子商務,形成了購買,這才是核心的結果。社交媒體不只是觀看,而是用戶真正發出了信息,才能形成良性循環。
工作上要知道指標是什么,不能是虛榮性的,應該是對核心商業價值產生貢獻的。
團隊人數上漲效率易流失
問:一款合適的辦公協同軟件對效率的影響大嗎?
李開復:公司員工很少時,大家都在一起辦公,當規模開始壯大時,釘釘這樣的軟件就會起到很大的作用。部門多了、人員多了,開會時找不到人。公司也有一些規則了,比如報銷、銷售目標等,釘釘就可以發揮作用。以前的很多溝通軟件都不是為這個設計的,都不能滿足這方面的核心需求。
我認為這樣的軟件需要針對性的聚焦,去解決企業的需求。比如釘釘針對中小企業解決效率痛點,理順辦公協同流程。讓公司的會議、內部的溝通更加流暢。
我在谷歌工作時,谷歌有一個要訣,就是部門不要太大,因為團隊大了協同就變得困難。微軟曾經很自豪,說可以協調一兩萬人來開發Windows,但實際上做起來效率流失很大。
我們在谷歌就發現,一個團隊超過10人,溝通協同效率就會下滑。但事實上很難保證一個團隊不超過10人,當漲到30人、50人甚至100人時,效率流失很明顯,用釘釘可以很大程度上遏止這種效率的流失,保證溝通協同的效率。
問:您曾評價釘釘,說這不像一款中國人做出來的產品,該怎么解釋?
李開復:對,釘釘有很多原創功能,此前從來沒聽說過,比如DING功能、將互聯網和電話網打通的做法,以前沒有見過,美方也沒有過。
還有“澡堂”模式,這種突破式的創新,都是研究了用戶的需求,深度了解了中小企業的困擾和需求。
我覺得這是大膽并及時的嘗試,因為在國內的市場,做這種效率軟件的,沒有太多成功的先例。很多老板體會到效率的痛點,用目前常用的溝通軟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,包括保密問題、流程問題。
表面上看,釘釘和微信很類似,但打開來看,釘釘有很多不一樣,很多功能很大膽,市場空間非常大。
很多行業應區分工作和生活
問:釘釘創始人陳航說過,微信讓人的時間碎片化,讓人失去專注并失去創新力。他建議工作、生活應該分開,您怎么看?
李開復:有些業務領域確實是這樣,公司需要確保員工的專注。有的企業管理嚴格,不允許員工上班時間去網上購物、打游戲,甚至不允許員工上白名單之外的網站,用各種方法確保員工的專注。也有一些企業沒這么嚴格,只在乎員工做出的結果。
我認為在相當多的行業里面,應該把工作和生活分開,工作的歸工作,生活的歸生活。這樣既能保證工作的專注,也能保證生活的質量。
當然一些特殊的領域,比如文化藝術類,不需要這樣明確劃分工作和生活的邊界,而是要給他們更大的自由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