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月，中央電視臺電視劇頻道《于成龍》的上映不但引起了公眾的熱議，而且是一部走了“真穴”的“正能量”歷史劇。正巧春節回老家過年，陪著父親把《于成龍》看完，便隨手開發了《關學領導力》的課程。

　　于成龍(1617年9月26日-1684年5月31日)字北溟，號于山，清代山西永寧州(今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)人，自幼便明事理，見識過人，師從山西永寧書院山長邢濟堂，永寧書院世代傳承關中三李：周至李二曲，富平李因篤、眉縣李柏，關中三李又被譽為我國最正統的關學傳承人。

　　明崇禎十二年(1639年)于成龍舉副員，清順治十八年(1661年)出仕，歷任知縣、知州、知府、道員、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撫和總督、加兵部尚書、大學士等職。他憐貧苦、抑豪強、治盜賊、賑災荒、清雜派、平冤獄、肅吏治，為官一任，流惠一方，被百姓稱為“青天”；他簞食瓢飲，淡泊自甘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位愈尊而操守愈厲，志節彌堅。

　　康熙二十三年(1684)，因多年積勞成疾，于成龍病逝于任上，眾人到其寢室，只見到綈袍一襲，靴帶二，瓦甕米數斛，見者為之落淚，一個擔任兩江總督的高官，清貧至此，古今都不多見。喪歸山西之時，“江寧守及門下諸生合士民數萬人步行二十里外，付地哭，江濤聲殆不聞”，康熙皇帝為他寫了碑文，賜予謚號“清端”，大加褒獎。于成龍逝世后，入北京三立祠，所謂“三立”，即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，被康熙譽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。

　　2015年新年戲曲晚會上，習近平、李克強、張德江、俞正聲、劉云山、王岐山、張高麗等，與首都近千名群眾一起觀看了《廉吏于成龍》等演出劇目。

　　于成龍不僅是廉吏，而且是能吏，堪為道德楷模。他的成長歷程，與他持有正確的義利觀有很大關系，即做官不是要做大官，而是要做大事，故而每到一處，都能不避艱險，不避非議，勇于任事，堅持原則與正義，興利除弊，甚至得罪上級、豪強也在所不惜；以公正、廉潔堅守，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一生勤政愛民，始終如一，自甘淡泊，嚴于律己，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，下級信服，百姓信服，故能政通人和，百姓樂業。這正是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真實寫照；這正是關學領導力的核心所在，也是關學領導力的真正體現。

　　2015年1月18日，習總書記在為第四批全國干部學習培訓教材所作的《序言》中，明確提出：“各級領導干部要勤于學、敏于思，堅持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，以學益智，以學修身，以學增才”。

　　2016年4月26日，習總書記在青年干部、勞動模范、知識分子座談會上指出：我們要“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、為往圣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”，這些思想是強盛我中華名族的精髓，為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所尊崇。

　　2016年5月17日，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，自古以來，我國知識分子就有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志向和傳統，一切有理想、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、通古今之變化、發思想之先聲，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、建言獻策，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。

　　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又被稱為“橫渠四句”，源于北宋關學創始人張載，因張載是陜西橫渠人，被后儒尊為“橫渠先生”，被習總書記多次引用和提倡。

　　張載看來，“為天地立心”也就是“立天理”之心，因為天理“能使天下悅且通”，從而使“天下”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價值。故而，“為天地立心”可以理解為社會確立精神價值。

　　“為生民立命”。古人普遍認為“人之命，天注定”，個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。但是，張載認為，只要通過自己的道德努力，人就能夠在精神價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運，從而賦予生命以意義。因此，“為生民立命”是說為民眾選擇正確的命運方向，確立生命的意義。

　　“為往圣繼絕學”?！巴ァ?，指歷史上的圣人。儒家所謂圣人，其實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領袖。關學家普遍認為，儒家圣人之學，自兩漢以下，而魏晉，而南北朝，而隋唐，千百年間，一直未能善續先秦儒家的學脈。因此，關學家主張要努力恢復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，使天道性命(心性義理)之學，內圣成德之教，重新光顯于世。所以說“為往圣繼絕學”，就是要恢復儒家中斷了的學術傳統，并且繼承創新。

　　“為萬世開太平”。周公、孔子都提出過“太平”、“大同”社會政治理想，甚至到北宋的一些政治家也提出過“致太平”的主張，是儒家學術中最淵懿莊穆的觀念。張載不但提出了要“太平”，還強調要“萬世太平”，更是顯示了他深遠的視野和抱負：要為萬世太平開創基業。

　　張載的這四句話是在當時北宋王朝初定，實際上就是從民眾的精神價值、生活意義、學統傳承、政治理想等四個層面對當時現實的點化，這恰恰也是我研究關學領導力的四個著力點。好就好在，于成龍在三百多年前徹頭徹尾的用生命為后人演繹了一遍，妙就妙在，習總書記執政以來“關學領導力”又慢慢呈現。